13 1月 2014

PANIC!

今天早上某乙在地鐵上通勤時突然被一陣恐慌感襲擊,莫名無來由地開始感到昏厥、呼吸困難,害怕到甚至無法動彈。等到回神看自己是否坐過站時,某乙發現列車才移動不過兩站,這一切發生不過短短幾分鐘,對他來說卻好漫長。

今早出門前某乙還沉浸在洋洋地喜悅中,覺得人生的所有事都發展得很順利。但就不過一小時後,他就坐在地鐵上感到無比地害怕。小學四年級時有次他坐在書桌前念書準備月考,當時他很喜歡自己隨手畫漫畫,對付著一向討厭的數學,某乙把空白紙藏在參考書底下,結果被走來考察的媽媽抓到,心有不甘之餘把畫紙收起來,對著眼前的參考書發呆,然後在某個瞬間他突然覺得被困住了,桌上小鬧鐘上的指針圖然瘋狂地轉起來,一下以為到了未來,好似一切被快轉,而那時候根本還沒看過亞當山德勒的電影。一回神才想起自己只是個必須面對月考的小學生。今天在地鐵上的感覺有點像當年那種抽離感。

在地鐵上的瞬間某乙好厭惡自己的一切,他低聲說「我一定要改變」。他知道那些他告訴自己沒有關係的小錯誤,其實就是會毀了世界的關鍵。那些小小的細縫會裂成黑洞,而宇宙會萬劫不復,天空會崩壞在身上,而某乙會死得很慢,會死得很痛苦。地鐵上旁邊的人突然站起來,往自己的口袋裡掏一掏,某乙想像那人是要掏出手槍往地鐵的所有人掃射,那想像只存在他腦海裡的零點一秒罷了,他對自己感到很噁心。

12 1月 2014

「策展與翻譯」

編按:本文刊登于非常評論Very View第13期。

文|邵容謙

在接觸策展不久後,便開始不斷地問自己:「策展是什麼?」傳統定義的策展便是組織展覽,但脫離博物館傳統架構後的策展是什麼卻很難回答。而在無法定義之前,又該如何進一步討論?創造「獨立策展人」的哈洛˙史澤曼(Harald Szeemann)試圖簡單化他的工作,說自己是個「展覽組織者(organizer)」,但就他的實踐來看則大不只如此:史澤曼把策展帶出機構,脫離博物館學,獨立門戶地成為一門專業[註一]。在史澤曼帶領的風潮下,展覽成為獨立策展人的空白畫布,尤其是國際大型展覽,例如威尼斯雙年展或文件展。在這樣的引領之下,九零年代也許可以說是獨立策展的光輝歲月,尤其是激進而具實驗性的策展,例如Charles Esche和Hans Ulrich Obrist等,這些策展人突破了各種原來在美術館體制內被限制的可能性,一度使許多策展人代替藝術家成為展覽的焦點,「策展人如藝術家(Curator as Artist)」或「策展人如製造者(Curator as Producer)」的概念浮現。繼而在九零年代末期至二十一世紀初期,藝術家也開始積極地討論和採用策展概念,「藝術家如策展人(Artist as Curator)」成為熱門話題的現象也可以從晏思•霍夫曼(Jens Hoffmann)和e-flux共同策劃的活動「下屆文件展應由藝術家策展(The Next Documenta should be Curated by an Artist)」中看出端倪。至2004年開始,許多九零年代獨領風騷的獨立策展人逐漸走入美術館或其他機構,然而大型展覽仍方興未艾,策展人這個角色沒有回到原點,卻有了更多可能性,「策展人是否是個組織的隸屬品?是個展覽組織者?還是位藝術家?」多元的面貌難以一言以蔽之。藝評大衛李維史特勞斯(David Levi Straus)彙整出幾個對於策展定義較熱門的說法:策展人如行政人員、導演(或作者)、建造者、經紀人、外交官等等[註二],我想無法避免的是,「策展人」已在實驗性策展的挑戰下往各種方向發展,而各種解讀都有其道理。我認為用「展覽作為(社會)媒介」的角度來探討策展是很有趣的,並在此欲用「策展人如翻譯者」的角度來談策展其中一項的發展和可能性。

對於當代策展人來說最必要的議題之一是文化上的交流,而在文化議題上做最有效率而偏誤率低的溝通不是這麼容易。稍回溯至全球化理論開始發燒時,大家對於文化交流的看法很天真,也很容易用單一解讀方式試圖統整繁雜的文化現象。以1989年法國龐畢度文化中心的展覽「大地魔術師(Magiciens de la Terre)」為例,法國策展人讓•休伯特馬丁(Jean-Hubert Martin)試圖討論非洲歷史和藝術,是當時非常前衛和突破性的展覽,然而策展人卻也在這樣的解讀下顯現出歐洲中心思想對於非洲文化的錯誤認知,抑是一種文化強權下的變相殖民,這個例子在當代藝術圈中不斷被重覆探討,也是作為警惕例子。如今我們則處在全球化影響之後的世界中,人們開始注重地方性的發展,雙年展的發展也是如此,但即使在這樣的狀況下,雙年展或其他大型展覽的策展人仍需要面對全球化的後勁,不同國籍的藝術家、不同文化涵養的作品、不同語言肌理的對話,不斷在這個平台上交錯,雖然藝術工作者有更多機會了解不同文化,卻也是有更多機會誤解別種文化。在這樣的狀態下,策展人該如何自處?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回朔文章一開始提出的問題。就像許多人會問「當代藝術是什麼?」,「策展人是什麼?」也是大家心中常有的問題,但這個問句本身有錯誤的出發點,因為策展人是什麼是由他的行為被定義,那我們應該先問「策展人做什麼?」。布登(Boris Buden)說過假使讀者能認同這樣的簡化,其實策展人的工作就是「將藝術社會化」,「社會化」是個很複雜的過程,我們卻皆可認同它包含轉化的步驟,而轉化即是一種詮釋,或是翻譯。澳洲策展人Nick Waterlow筆記中記錄他認為策展人需要注意的七項原則其中一則為:「成為媒介;將自身對於藝術的熱情和了解帶給觀眾,以刺激和啟發觀眾,進而帶領出問題和討論。」這是我將要談到的策展人角色很重要的一環。策展人身為藝術(或藝術家)和觀眾之間的橋梁,勢必具有解說和翻譯的重責大任。而在解說和翻譯之間,畢竟就有偏差和改變,尤其在文化的差異性上,例如翻譯學中最重要的除了文法等結構上的細節外,便是對於兩種語言的文化性質皆要熟稔,翻譯學者尤金˙奈達(Eugene A. Nida)也耳提面命考慮文化背景對於語言翻譯有多重要[註三]。
藝評詹姆士˙埃金斯(James Elkins)最近在其網站上發表新書的初稿,其中一段提到質疑藝術理論的普世性,他特別著墨於中國文化和藝術與歐洲藝術理論的差異性,在歐美藝術評論和理論家用歐洲中心思想的(Eurocentric)邏輯去分析作品和展覽時,卻時常忘了一個作品和展覽的基本出發點-在地文化[註四] ,可是該如何解決這樣的難題呢?如何翻譯文化意涵?日常生活中我們面對資訊爆炸,在藝術世界裡何嘗也不是如此,但要策展人了解每個作品後的文化背景是異想天開的,我們也不該把翻譯文化的權力全權交給單獨個體承擔。文化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觀察後殖民文化環境的衝擊和融合提出創造混雜性(hybirdity)作為緩衝區的概念[註五] ,在這個緩衝區內文化的定義和規則不是首要目標,更重要的是溝通和理解,根據霍米巴巴的理論,當代藝術中大型展覽如雙年展、三年展和文件展等是很恰當的文化混雜場域,在博覽會式展覽的文化大雜燴之餘,許多大型展覽被設計來討論各種文化議題,展覽走出白方塊(White cube)、走進劇場式的黑盒子(Black box)概念,是在現實之外獨立存在的場域,但在策展人適度加入條件和設定後,產生類似科學實驗的模擬環境,各種問題點都比較容易討論和檢視。而在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所有的大型展覽場域都是文化混雜的場域,亦是文化的流動性(mobility)的場域。
在融合文化翻譯和文化混雜性的例子中,我認為以亞太三年展最為突出。由澳洲昆士蘭現代美術館主辦的亞太三年展,立旨於促進國際對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當代藝術的了解和此區域內的交流,可是澳洲仍深受歐美文化影響,如何去處理這樣的地理和文化位置是很有趣的例子。亞太三年展從一開始便設立目標要挑戰策展模式,把「共同策展(Co-curatorship)」是為理想目標。第一、二和三屆的亞太三年展是採用策展委員會的方式,雖有藝術指導作為統籌,但基本上與展覽輸出相關的議題都需要透過委員會討論。第一屆亞太三年展的國家諮詢委員會選出五位委員參與策展,包含昆士蘭現代美術館的資深館員以及文化互動專長的澳洲學者,他們希望可以專心於討論區域的交流和多元性,因此並未為展覽設下題目,並且用較傳統的國家館方式分類。雖然僅是第一屆,已有許多國家和藝術家參加,參觀人數也非常多,反應熱烈卻正、負面評價不一。為了使共同策展的概念充分落實,加上許多藝術家表示參與不足,第二屆的三年展則將委員會擴大至十五人,並由澳洲籍與國際策展人一起合作,選出114件作品,藝術家數量更超過一百。每年亞太三年展都試著進一步發展,第三屆則再廣納各種意見,延續之前展覽的中心思想,擴大展覽包括的內容和作品量,雖然仍然沒有廢除一直被批的國家館制度,卻也因應欲消弭國家限制而加了叫作Crossing Boarders之策展區,委員會更擴大成48人。最後亞太三年展卻無法持續這樣的策展模式,美術館總監認為這樣的方式一方面讓館方非常吃不消,另一方面在理論和理想上很難達成目標,真正的文化多元性在展覽中呈現,在館方報告書中坦承是件很不容易之事 [註六]。現在亞太三年展仍持續舉行,即使沒有辦法持續共同策展的理想,我仍認為亞太三年展從創立至今的經驗有很高的價值,尤其在共同策展和文化翻譯的發展上更進一步。九零年代的展覽往往只會雇用單一策展人,現在共同策展的形式越來越普及,也有許多策展團隊崛起,例如2010年第八屆歐洲當代藝術雙年展(Manifesta 8)也採用三組策展團隊,在正負面評價不一的狀況下,各個策展團隊仍琢磨著共同策展的未來。
從開始的問題「策展是什麼?」,到最後我只得到更多問題,但如同英國策展人安德˙魯倫頓(Andrew Renton)說過,瞭解策展最好的方式是在這個專業的周圍探索,並非直搗黃龍。在某些程度上,我們也只能作為當代的歷史書寫者,不斷記錄、不斷修正、不斷進步。雖然現在出現越來越多策展團體俱有高度實驗性質卻難保有穩定性,但只要這樣的形式仍在不斷被考驗和討論,未來的可能性便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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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hnke, Christoph. “The Curator as Arts Administrator? Comments on Harald Szeemann and the Exhibition ‘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and Society (2010): 27-42
2. David Levi Strauss. “The Bias of the World: Curating After Szeemann & Hopps”
3. “Eugene A. Nida.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4. http://www.academia.edu/4612816/Is_Art_Theory_Global
5.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6. Chandler, Lisa.”‘Journey without maps’: unsettling curatorship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museum and society (2009): 7(2) 74-91

01 1月 2014

stardust

原來貪圖一個安靜的除夕夜,卻得到更好的結果。在酒精和外力的協助,加上即興音樂和有趣的人們,是劃下這年迷惘和流浪的最好方法。雖然走回家的路上很冷冽,卻不寂寞。

我想起熱愛科學的J說過,大爆炸後產生的宇宙是無數星塵拼湊起的,這樣的假設是成立的話,那麼我們每個人都是宇宙的一部份–宇宙就是我們的造物主。他接著說,如果我們都是宇宙的一部份,那除了我們生活中的物質和能量之外,我們腦中的欲望、想法和幻覺是否也是都真實存在在宇宙中的?

雖然我無法回答(除了霍金以外也沒什麼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不被質疑了),但我喜歡有這個問題的存在。因為這個問題帶來的可能性讓藝術的存在更有意義,也讓每個人的存在更有意義。

所以當我凌晨四點走回家時,不經意抬頭看到星星閃爍時,突然覺得它們在唱歌。這個腦中的幻覺也許只有自己聽到了,但那安靜的喜悅卻是真實存在過在我腦海的宇宙。零下五度的真實,是樹林中沒人聽見倒下的大樹。

30 12月 2013

0-25 an introspection story


上個禮拜我認識Stania,從事古董珠寶拍賣業、年約五十的她美得很真實,不是說你看不出來她有些年紀,但她臉上的痕跡和少許的灰髮完全不減一絲性感,讓我非常驚豔。她來自捷克,但已經在紐約住了三十年,她說她剛到紐約時年少輕狂,而八零年代的紐約正是一場盛大的派對,各種我以為只有在安迪沃荷回憶錄裡才會出現的事情只是她記憶裡模糊的青春,當我們邊吃巧克力邊聊天,我們的思緒已經飄到很遠的地方。然後她頓了一下說:「我不懂現在年輕人一件事情(她用一種把我當作她朋友而不是另一個小朋友的方式說著),他們想要玩卻不敢全面失控,他們想要傳奇卻不敢挑戰,對我來說好玩的事情不用長久,一晚也好,但我絕對全身沈浸于那種瘋狂,我不止淺嚐。然後回到現實中,把那些瘋狂轉化成對於生活的熱忱。」

一些時間過去後卻仍時常在想Stania的話,尤其當我的思緒不斷在下沈。最近一直在想:十六歲時,以為二十五歲時我已成就許多、已不再迷惘。然而十六歲時對於許多事情的確認其實比任何時間都多,曾經曾經以為唯一可以只是唯一,現在我能說肯定的只是這條路(往未來一指)只會更加混亂而非更清楚。

過去這一年試著把自己不再需要的東西都丟掉了,不管是人、是物、還是事。建設從毀滅起,現在也豁然自覺處於個家徒四壁的狀態,把牆都敲碎了,冷風起只有自己可以取暖。我能理解錯誤是必經之途,由於過去太過於害怕犯錯,把自己包在一個看似安全的環境裡,卻是溫水煮青蛙,我知道錯誤是敵人更是朋友。我知道,但,仍然很害怕。

對我來說的啟發不是去尋找更多瘋狂和挑戰,而是在這跳出舒適圈的恐懼之中,還是必須不斷前進。站在瀑布前時應該奮不顧身地跳下去,跳進深潭之中,游泳。25歲這一年和過去所有日子相比之下,讓我理解到–活著確實是一場夢。不是說理智不重要,這些界限它們非常重要,但在設定好一些原則後,更重要的是奮不顧身地投入,讓所有世界的瘋狂和痛苦洗刷自己,讓一個很渺小的自我跟過於豐富和混亂的社會連結起來。我理解到未來就是現在,所有每一個瞬間和當下就是最美好的,所有理所當然的陳腔濫調自己經歷過才特別。Louis CK開玩笑說,女人是在自己的夢想被自己身體裡製造出來的人類給踐踏、毀滅後仍能繼續生活後才成為真正的女人。不過,被現實踩在地上後卻仍再度站起來然後重新衡量、鉤織另一個夢想的人,在那個不願放棄的瞬間才真正開始人生。

配上一首電影“Spectacular Now”裡我很喜歡的歌。



▽▽▽

除了追夢以外的現實、到底怎麼實現新年新希望的部分,我想像剛過生日的Patti Smith致敬–Patti在Just Kids裡寫她媽媽總說一個人怎麼度過元旦,決定了他一年的發展,所以每年元旦對她來說很重要。以往元旦我都是在補眠(宿醉)狀態裡度過,今年,我決定要來試試看Patti Smith的方法。以下清單可能有點無聊,但我人生的目標是更有效、腳踏實地一點!

除夕和元旦計劃:
一、剛好下載了一堆法國新浪潮電影,31日就來跟高達先生作伴吧!
二、冰箱還有些有的沒的食物,除夕是清冰箱、吃垃圾日。
三、整理過去一年的筆記和雜記。因為我會寫東西在post-it和垃圾上,然後它們都雜亂無章地堆在一個資料夾裡。
四、元旦第一件重要事項是「早起」。我覺得自己還是沒有辦法當早睡早起的人,但至少新年第一天早起的話,可能一整年會更順利!
五、把手上零碎、尚未完成的事項處理掉。
六、很久沒去the Met,元旦來去晃晃吧!
七、開始一件新計劃。
八、晚餐嘗試手上的新食譜。

然後我的新年新計劃是:
一、少喝點酒、多喝水。
二、少發呆。
三、把自己當作工作。多一點效率和理智。
四、多記人名和有辦法引述自己喜歡的文學。我對於自己的記憶力退化得有點擔心。

26 12月 2013

unwrap your present


紐約的聖誕夜,路上充滿了遊客還有遊子。走出47街車站,洛克斐勒中心的聖誕樹就在轉角,我身後的一對陌生人說「我們去吃日本料理吧!」不知道為何紐約的聖誕節很不聖誕節,節慶的氛圍像是玻璃上的露珠,一抹就掉。去年在布達佩斯的聖誕節是灰濛濛的,不斷的雪落在共產主義風格的街道和建築物上,我住的青年旅館旁廣場上有低收入戶排著隊領救濟品。光鮮亮麗似乎不是聖誕節的風格,亦不是鮮紅的或金蔥的,只是空氣中那種等待奇蹟的感覺。

22 12月 2013

temporary new yorker - S


一個老紐約,來自紐澤西。

當說到紐澤西時,他眼裡閃著少見的光芒,邊開車邊忙著指著夜景裡的某個地方,說那是地景藝術家Robert Smithson的出生地。S轉念說道,看紐約最好的地點不是布魯克林而是紐澤西。走在哈德遜河出海口,他撿起被磨成像是鵝卵石的磚頭,口帶憐愛地說這是他最喜歡的石頭。

S白天是傢俱設計師,晚上是藝術家。在紐約每個人都身兼很多身份,假使不使別人困惑,也使自己困惑了。乘著我們去紐澤西的車感覺跟駕駛年紀差不多,褪色的紅、灰塵是不經意地累積、窗戶上留著搬運工廣告電話,中年的男人和中年的車,好似有點疲憊,但又不願放棄。

而在河岸邊的磚頭,是寶石也是垃圾。有點浪漫又可惜。

19 12月 2013

snow white


冬天充滿了陷阱,那些冰和灰。

別誤會,我很喜歡冬天,勝過任何一種天氣,但對於天氣的喜好太薄弱,最後只剩下方不方便的感受。假使不用出門,任何天氣都是好天氣。

不過,冬天的確充滿陷阱。或者該說,至少雪是如此。任何喬裝成潔白的事物都很低級。

但話說回來,也不過是觀看的人一廂情願地想要把雪想像成很天真無邪。其實它只是冰的、灰的、必定要逝去的。

有時冬天讓我覺得必定要逝去的,是自我。

17 12月 2013

road trip



你再也不會帶我去兜風了。

最近失去很多東西,有形的、無形的,無論是照三餐失去的,還是這輩子第一次失去的。我從未失去過你,但我現在不再擁有你。

第一次我們在雨裡認識,各騎一台機車,在雨裡叫囂著,是青春時的衝動。往後還有許多夏夜的兜風,你騎著機車帶我四處跑,那是我們一起成長的記憶。出國前最後一次出遊是你開著車帶我去東海岸,陽光汗水海浪我不記得細節只渴望那種親暱感。

我不擅長離別,所以只能把頭轉著就走,不敢看你。突然回想起你去當兵時,我曾坐在火車上眼淚不停地流,那種痛新鮮得像是昨天。

很喜歡兜風,可能是一種補足童年的渴望。小時候住在美西灣區,爸媽三不五時就會開車帶我出去兜風,回台灣後因為經濟狀況不好,很快就把車子賣掉了。長大後每次兜風好像回到小時候無憂的時光。或許只是因為你,讓我很有安全感。

從聖路易到芝加哥六小時,塞了一下車。從芝加哥再回到聖路易,五小時。是我們最後一次的兜風。

此後,你再也不會輕輕握著我的手,你再也不會帶我去兜風了。

10 12月 2013

life as iPhoneography











temporary new yorker - G

在紐約遇到不少人,人常常是城市裡最有趣的風景,最近在自己的生活裡我也覺得觀察人很有趣。想來說說最近生活裡的人。

G是個義大利女孩,我在一位魁北克藝術家辦的派對上認識她,她是另位義大利策展人的女友。那天她打扮有點中性,把齊肩的棕髮綁成馬尾,聽說剛從實習的建築事務所來,那時已經十點了。她恰巧坐在我旁邊,喝著紅酒。我們開始聊天,雖然我很能聊天,當天聚會的人們也相處非常和睦,但我有點奇怪的感覺,跟她似乎有更深層的契合,好像我們是認識很久的朋友。憑著這個感覺,我問了她那個週六想不想去吃早午餐,她輕快地答應了。

我們可以從當代、藝術、建築、東西方文化到女孩時尚天北地南地聊。

她有點害羞,嚴謹的個性對於工作很要求,她害怕不少事物,非常小心翼翼的人。大大的眼睛好像鹿,纖細的聲音有點勉強。她喜歡穿古著,黑白間隔直線條的絲綢襯衫和紅色小方包,隨意上點睫毛膏。有點緊張地觀察環境,但可以大聲地笑。這是我印象中的G。

G的實習工作很忙碌,時間表滿到不行,我們找機會見面其實不太容易。但她三不五時就會傳封訊息關心我,親切地叫我Honey。雖然我們個性不同,我們卻奇怪地走到類似的道路上。有時幫對方完成句子的感覺很親暱。

09 12月 2013

color of your eyes, not my skin

他說他不抽煙。當晚一切都是一場模糊,但我清楚記得他說這句話時嘴角的謔笑。其實這不是個玩笑,只是他總保持一種含蓄卻又玩世不恭的態度。


他有一雙很藍的眼睛,在太陽下。一夜狂歡後的疲憊,那種藍倒是超現實的感覺。跟朋友轉述這個事時,她說外國人的眼睛都這樣,他還遇過一個男生眼睛時藍時綠。這個評價就烙在我腦子裡了。最近常有感于東西方文化的差別,尤其是社交文化。有時我喜歡西方的社交文化,我覺得歐洲人熱愛社交,卻沒美國人虛假,美國和加拿大人比英國人還假,不管多熟悉美國文化我仍吃驚於這件事,不斷地。只是,漸漸覺得美國人是利用這種虛假和人保持特定距離,或許這是多元文化下發展出的保護模式?或許。

亞洲文化,尤其是東亞,人們不是那麼擅長社交,長袖善舞多半是貶義。但我覺得可貴的是,當亞洲人要溝通時,一切都是認真的,不只是說說。可能只是一個眼神,可能只是一個表情,很細微,也很真誠。亞洲人,相對來說,也用巨大的沈默隔開不同群的人,我們不擅長溝通。我又想到他的藍眼睛,晚上時我以為是棕色,但到了白天其實是澄藍的。也許兩個都是他的真實顏色吧。我的眼睛是深棕色,不管是黑夜還是白日,如同多半的亞洲人。我們的眼睛都是一樣的顏色,但也許深棕色從不是我們的真實,也許我們只是在矇騙不理解的人。

也許深棕色是我的沈默。

29 10月 2013

disgusting and great



對於紐約的感想幾乎天天都在變化。

我對於紐約的第一印象來自三年前的旅遊經驗,當時我和朋友住在中央公園北邊、哈林區南緣的hostel,十天內百分之九十的活動都集中在曼哈頓,唯一的布魯克林經驗獻給了我以為還很酷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事隔三年,這次來紐約最大的改變不是紐約,而是我自己。我現在住在布魯克林,大家聽到這樣的訊息總是猜想我住在威廉斯堡或公園坡(Park Slope)這些較為熱門的地點,但為了便宜的房租我住到了展望公園(Prospect Park)更南邊的Brooklyn College,左邊是非裔美國人社區,右邊是猶太人社區,幾乎去所有地方都需要半小時以上的地方。加上過去一年住在荷蘭,漸漸熟悉了西歐的生活環境,卻是增添我紐約行的風味。

第一個禮拜,我仍震懾於紐約的多元面貌。無論是家附近猶太小吃攤位的迎面香味,還是下東城無所不在的尿騷味,對於我來說都很新鮮。一開始避免了以前去過的遊客景點,以一個居住者的身分在紐約四處閒晃,例如觀察地鐵乘客一向是我的興趣,趁著去哪都必須搭半小時地鐵之便我很專心地速寫著這些人的一面之緣。可是從第二禮拜開始,我漸漸被地鐵上的景象所困擾。紐約地鐵上時常會有人乞討,他們不是苦苦地坐在那邊哀求,而是大剌剌地走到人們面前告訴大家他生活有多悲慘,並且帶有種理所當然的態度,以前常看到的街頭藝人卻沒再見過。有次有個看似二十出頭的非裔美國人走上列車,宣告乘客他現在住在街頭上、沒有錢買食物吃,多數的紐約人坐在位置上充耳不聞,接著有個學生掏出口袋裡一小袋吃剩的葡萄,這個乞討的人默默接受,下車前說了一句"God bless everyone, God bless America.",這個事件讓我開始對紐約感到噁心。開始注意到紐約所有不光鮮、不亮麗的一面,也開始厭惡美國這個國家宣揚著自由平等民主,卻縱容這樣的不公不平存在。在荷蘭的生活經驗來說,歐洲人有他們討人厭的一面,但他們比美國人誠實多了,國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極右派和極左派、社福政策和移民政策,他們往往很清楚、明確地表達立場,不像美國人是一群騙子。總而言之那幾天的負面情緒是很不理智的,一方面也是我大姨媽要來,一方面也是被所有虛假和矯作的美國夢、紐約形象給擊垮了。

在紐約的第三禮拜,我試著綜合這兩種感觸。前幾天在個朋友聚會上,有個來自捷克但在紐約住了二十年的藝術家告訴我:"New York is disgusting and great in the very same time.",這句話敲醒了我。我如此努力看清紐約,其實紐約根本就是一個無解題。如果要居住在紐約,勢必得面對所有美國政府的壓榨,這個老大哥的勢力是很扭曲的。但另一方面,紐約的靈魂卻跟美國無關,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因為就像是我在紐約認識的每一個人,幾乎沒有一個來自美國,即使是個美國人,身上仍帶著另個文化標籤,可能是來自法拉盛華人社區的美國人,說著同樣流利的中文和英文,也可能是來自烏克蘭社區的美國人,回家每晚媽媽仍煮著最傳統的烏克蘭美食。之前念碩士認識的義裔美國同學有次被某個無知歐洲人的評語給激怒「你看起來不像美國人!」,他挑釁地回答「什麼是美國人的長相?」,這和紐約一樣是個無解的題目,美國人沒有統一的長相,美國充斥著百年前來的移民和昨天才來的遊客,而紐約是一個更濃縮的版本。

我和剛認識的人說「我前兩禮拜才剛到紐約」,他熱情地說「歡迎!」,接著大家笑成一團,因為其實他是個住在紐約不過幾個月的西班牙人。這是個諧趣的笑話,抑是另種現實,很多人到紐約找到一個角落便逐漸生根,誰又能說不是紐約人? 而多年的紐約人Lou Reed過世了,多年的紐約人Patti Smith要在中城開演唱會,多年的紐約人Ethan Hawke說他最近搬到布魯克林,他們沒有一個來自紐約。每個紐約人都走在充滿尿騷味的街道上,每個紐約人都冷眼看過地鐵上的乞丐,每個紐約人批評過紐約,每個紐約人也都愛過紐約。這些複雜的文化情結是優點也是缺點,但不可置疑的是紐約不能沒有它。

10 6月 2013

la biennale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評選問題之我的感想

從威尼斯雙年展回來後,去年台灣館評選的爭議總在我腦子裡揮之不去。

我認為問題是,人們在選出的藝術家不是台灣籍才驚覺評選制度有問題。換言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還是「愛不愛台灣」才是重點,但我們若是以這樣的心態看藝術和文化,豈不是倒退走回「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當然我們的評選制度有問題,但我不認為這跟一般人認為的「公正性」有一定關係。

威尼斯雙年展各個國家館的評選不一定相同,但有些是國家補助之私人單位、有些是國家美術館、有些是政府相關單位主辦,例如美國館在1986年後就從現代美術館改成由古根漢基金會主辦,而日本是由政府底下的國際交流基金會主辦,荷蘭則是由國家補助的The Mondriaan Fund主辦,簡言之,多數國家避免國家直接干涉,淡化掉政治色彩後由藝術發聲。在主辦單位之下的參與角色有委任主辦人、策展人和藝術家,雙年展的重點應是在這些角色上,主辦單位退於行政輔助角色。

很多國家館的形成都多年由同一單位處理,但由於他們不是權力中心,只是行政單位,人們對於這樣的情況當然不介意。台灣館的形成則是像大樓標案,策展人投遞企畫書由評審單位選出,主辦單位兼任主辦人的狀況使人很難不質疑,這樣一來策展人的中立性也會被玷汙,連帶著藝術家的角色也被混淆。原來跟權力無關之事,也顯得充滿魚腥味。

在現實環境中,公正是個相對性觀念,我們總不可能將每個案子都交給國際法庭處理,問題點應是 權責分配 和 過程透明化,也就是行政單位應只行行政之事,將展覽事項交給專業人士處理,並有適當平台作為分享、討論之用。不是為了和其他國家相同,而是找出自己的路。

稍微題外話:我認為策展其實更像是學術研究,若是某醫學研究和藥廠合作,難道研究內容不會被質疑? 藝術作品則像是臨床實驗,介入之後需要退回中立處討論。若是權力單位執意介入,那產品也就只是兩年一度、曇花一現的產品,失去其歷史和學術之重要性。



我認為策展人鄭慧華這篇《策展專業vs官僚機制─從本屆威尼斯台灣館策展工作談起》很值得閱讀。
林宏璋這篇《威尼斯台灣館爭議不休》有蠻全面的介紹。


cultural environment 對於台灣藝文環境兩點觀察和感想

以下這番論調也許會聽起來太籠統或鄉愿 (這個詞總是害我聯想到周玉蔻...),但在荷蘭念書八個多月以來,四處跑跳、看展,加上這趟去了威尼斯雙年展,我想要記錄一下自己對於台灣藝術文化產業的感想:一、個人特色不夠鮮明;二、大環境產生的問題是黑洞。

首先,用「個人特色」是因為我很討厭「本土化」這個詞彙,我想撇清政治問題的牽拖。而缺少個人特色的意思是,缺少明顯文化意識形態的形象,除非模糊不清也可以算是一種形象。從膚淺面來看文化 (膚淺也是很重要的觀點),目前我們可以想到在文化圈裡活躍的國家,都有很明顯的文化形象可讓他人或國人利用,這些形象不是塑造出來的,例如日本的浮世繪具有鮮明的色彩和文化內容,除了古美術的收藏,對於現代藝術的影響也是非常深,歐美想要凸顯日本風格時也會利用鮮明色彩,日本將武士道和藝妓等文化特色穿插至各種場合也是相當高明。從稍微不膚淺的層面看的話,是如何逃避這種鮮明文化特色的反作用力,當一種文化有深根蒂固的基礎時,更容易創造出不同立場的創意,很多歐洲國家在這點上有突出表現,而荷蘭在設計上的表現更不用說,不過我想提的是有次接觸到一個文化創意思考團對Non-fiction,他們策劃過一個展覽討論阿姆斯特丹運河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在文化遺產的行程和制度面上有不少有趣的見解,而這樣的看法不只是少數,很多阿姆斯特丹居民也不贊成運河區被列為文化遺產,我認為這個例子可以稍微解釋所謂的反作用力。

其次,大環境的問題很明顯:文化政策和教育環境。例如買賣可以一對一,但要造就適合經濟成長的環境勢必需要政府的輔助,藝術文化也是相同,雖然藝術創造和欣賞多半是一種個人行為,但沒有大環境的支持,就算畢卡索在台灣也就是抑鬱而終 (或是去賣雞排)。政府若視藝術文化為經濟之下的次等公民,我認為不管是經濟還是文化的發展都會是惡性循環。更追根究柢地說,民眾對於藝術文化的重視程度是關鍵,也就是教育的重要性。現在人們普遍認可台灣在沒有文化環境的狀態下不可能成就國際地位,不管政府還是企業都會說軟實力的重要性,但遇到麵包愛情二選一時大家還是覺得賺錢更重要,令人感到可悲又可笑。最近文化部補助的新聞沸沸揚揚,補助流行音樂還是藝術不是問題,政府沒有建立健康的環境給藝術家、音樂人和其他創意工作者,加上民眾只關心流行文化才是問題所在。不解決基本問題,文化部再解釋和澄清都沒有用。如果我們必須在任何藝術文化類別中選擇一種來補助才能幫助它生存下去,就代表文化政策和環境有基本面的問題,文化部存在的意義就是要解決困難,不是製造困難。

台灣不是沒有優勢,只是總在這些內憂和外患下顯得不足。